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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社會化媒體的民主黨派參政議政路徑研究

作者:商建輝來源:發布時間:2016-10-31點擊數: 3911 次

  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6月,我國手機網民規模達6.56億,網民中使用手機上網的人群占比由2015年底的90.1%提升至92.5%,僅通過手機上網的網民占比達到24.5%,通過臺式電腦和筆記本電腦接入互聯網的比例分別為64.6%和38.5%;平板電腦上網使用率為30.6%;電視上網使用率為21.1%。網民上網設備進一步向移動端集中。這表明,我國已進入移動互聯網時代,體現互聯網連接本質的社會化媒體不但已成為中國意見環境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且影響著社會意見的走向。民主黨派作為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同中國共產黨通力合作的親密友黨,作為致力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參政黨,如何運用社會化媒體開辟的空間更好的參政議政,已成為一個新的課題。我們認為,民主黨派利用社會化媒體參政議政有如下可以參考的路徑。
  一、將社會化媒體作為了解網絡輿情輿論的知情渠道
  了解社情民意與輿論是民主黨派參政議政的前提。社情民意與輿論歸根到底是反映民眾的聲音、意見與看法的,民主黨派人士大都是各行各業的中上層人士,主要代表精英階層的意見和利益,來自基層的參與者較少,來自民間的聲音較弱,導致黨派人士在收集和反映社情民意與輿論時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盡管社會化媒體中的意見不完全等同于民意,但是它是輿情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社會中部分群體的意見,是社會輿情、輿論的的風向標。了解網絡輿情輿論,社會化媒體已成為不可或缺的陣地。
首先,社會化媒體已成為網絡輿論形成的主渠道。網絡輿論的形成遵從“問題出現——社會討論——合意達成”的過程,在今天的互聯網中,這一過程基本上都是以社會化媒體為平臺完成的。處于轉型期的中國,無論是對外關系中的國家民族利益問題,還是官民、貧富問題,以及反腐、民生、道德困惑等問題,都牽動動輒億萬民眾的心,極易成為網絡輿論的導火索。社會化媒體平臺人人鏈接的社交網絡,可以使一個話題迅速擴散并在此過程中引發大規模的社會討論,而在意見領袖、“沉默的螺旋”等各種機制的作用下,主流意見可能會很快出現。
  其次,社會化媒體是網絡輿情的主要承載空間。所謂輿情是指一定時期一定范圍內社會公眾對社會現實的主觀反映,它是群體性的思想、心理、情緒、意志和要求的綜合性反映。盡管輿情的表現形式多樣,且不像輿論那樣直觀可感,但通過數據分析等手段,也可以對輿情的階段性特點有較好地把握。
  二、提升民主黨派人士的媒介素養
  在社會化媒體時代,民主黨派人士不僅是消費者,更是內容生產者,是媒介活動的積極參與者。因此,對于社會化媒體時代的民主黨派人士的媒介素養需要增加建設者或生產者的視角,同時,這些媒介活動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網絡社會的秩序甚至是現實社會的秩序,影響到社會發展的進程。因此,這些素養也是民主黨派參政議政的素質與能力的體現。對于民主黨派人士而言,社會化媒體時代的媒介素養需要從媒介使用素養、信息消費素養、信息生產素養、社會交往素養、社會協作素養以及社會參與素養等方面展開。具體到參政議政方面,有兩個方面的素養最需要提升。
  1.信息消費素養。社會化媒體中信息的海量膨脹以及來源的多元化,意味著民主黨派人士面臨著空前復雜的信息選擇環境。因此,作為信息消費者,民主黨派人士需要具備更多的選擇、判斷與辨識能力。首先是在海量信息中篩選有效信息的能力。一要學會借助專業媒體、門戶網站的“過濾系統”;二是掌握搜索工具,提升搜索能力;三是提升對信息源的判斷與選擇。其次是對信息的辨識、分析與批判能力。社會化媒體的個性化傳播,可能會造成“信息偏食”,使人們失去對完整信息環境的認知。因此,民主黨派人士應該有意識地通過大眾媒體來“糾偏”。努力獲得全面、平衡的信息,不僅是信息消費素養的體現,也實現理性的公共交流的基礎。在社會化媒體環境中,民主黨派人士的信息消費在很多時候會受到他人的影響。因此,民主黨派人士對信息的分辨,不僅要排除信息環境所帶來的干擾,也要排除群體環境所帶來的干擾。
  2.社會參與的素養。社會化媒體不僅是一個輿情、輿論表達的環境,它也為新興的公共領域的形成提供了可能。哈貝馬斯認為,公共領域,“首先意指我們的社會生活的一個領域,在這個領域中,像公共意見這樣的事物能夠形成”。它是“介于私人領域與公共權威之間的一個領域,是一種非官方公共領域。它是各種公眾聚會場所的總稱,公眾在這一領域對公共權威及其政策和其他共同關心的問題做出評判”。它既可以整合和表達民間的要求,又能使公共權力受到來自民間的約束。社會化媒體所提供的意見表達與交流的環境,是公共領域形成的基本條件。社會化媒體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公民自由平等的,但不必然提高民主黨派社會參與素養。目前參政議政已經成為民主黨派的一項主要工作,但在一些地市級的民主黨派機關,甚至是省級的黨派機關,由于歷史原因和編制所限,大都沒有設立專門的參政議政部門,此項工作大都由其它部門代管。由于缺少有效的激勵機制,參政議政的成效也沒有與人士的政治安排掛鉤,一些優秀的參政議政人才不能得以提拔和任用。加之一些地方黨委對民主黨派的參政議政工作重視程度不夠,導致黨派人士的參政議政的原動力明顯不足。因此不但需要提高民主黨派人士社會參與的動力,同時也要具備鼓勵民主黨派人士關注公共事務,積極參與公共話題的討論,尊重公共規則和他人的表達權,學會理性的表達與討論等媒介素養。
  三、培養網絡“意見領袖”,打通兩個“輿論場”
  在“人人都有麥克風”的社會化媒體時代,但是有上千萬、上百萬或幾十萬粉絲的知名社會化媒體用戶,與只有幾十或幾十個粉絲的普通用戶,其“麥克風”的音量顯然不在同一個量級上。在社會化媒體平臺上,這些擁有強大話語權力的個人,可以稱之為網絡意見領袖。他們有個性,有獨立想法和思維方式,是網絡民意表達的“喉舌”。網絡意見領袖們的言論在網友中有相當高的威信,不少網民對官方發布的信息持有懷疑、抵觸等情緒,但對網絡意見領袖們言論的態度則不同。在社會化媒體平臺中意見領袖話語權力產生影響的方式,主要有:一是作為強勢內容源向他人提供信息;而是作為調節閥,影響信息的流量與流向;三是作為意見氣候的營造者,影響輿論的形成。網絡意見領袖并不僅影響他人的態度和情緒,更普遍的意義在于影響網絡的關注焦點,影響信息的流動。
  新華社前總編輯南振中提出兩個“輿論場”的觀點,他認為在現實生活中實際存在著兩個“輿論場”:一個是老百姓的“口頭輿論場”,一個是新聞媒體著力營造的輿論場。近年來,不少研究者沿用了兩個輿論場的概念,并且指出,官方輿論場代表了管理者以及他們通過媒體傳達的聲音,而民間輿論場更多傳遞了公眾的聲音。這兩者在今天出現了較大的不一致,在某些時候甚至是對立的,這的確是一個客觀存在。
  要實現兩個輿論場的“打通”,不能靠一個輿論場去征服另一個輿論場,而更多的需要溝通、對話。在這方面,民主黨派利用自身相對超脫的地位,可以有巨大的閃轉騰挪空間。因為,通常而言,意見領袖都是社會中的專業人士,例如各個行業的知名人士以及大學知識分子和專業人員等。在這方面,民主黨派有著先天的優勢,各民主黨派的黨員,特別是優秀黨員大多是社會各界的優秀人士,他們的身份特征非常符合意見領袖的要求,因此民主黨派應該動員和培育這些優秀黨員在社會化媒體環境中主動發聲,充分發揮他們在社會公眾,特別是網民中的威信和影響力,為打通兩個輿論場,擔當起疏通兩者間意見與信息交換的通道,為盡可能謀求和創造共識做出貢獻。(河北大學文科支社 商建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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